【创世之神，我来了！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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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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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帝[1]，或称天，天帝，儒教中又称为昊天上帝，道教中称为玉皇上帝[2]、玉皇大帝等，是华夏文化里主宰天地宇宙的神，是超自然的最高的神，昊天是上帝的同义词。汉文化中，『天』是最高神格的非偶像神，而『天帝』或者『上帝』是最高神格的偶像神。后世成立的道教把古代中国所祭祀的上帝作为最高神。上帝只是华夏文化多神论的最高神，从“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，宗庙社稷之灵”的顺序可以得知，非偶像的『皇天』在偶像神『上帝』之上，上帝之下还有名山大川四方之神，分别为东西南北中的五大上帝，即东方青帝太昊（伏羲氏），南方炎帝（神农氏），中央黄帝（轩辕氏），西方白帝（少昊），北方黑帝（颛顼）。四方之神以下才是宗庙的列祖列宗。尔后更有社稷之神，也就是五谷之神和土地神。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祀上帝。《礼记·王制》有云“天子将出，类乎上帝，宜乎社，造乎祢。诸侯将出，宜乎社，造乎祢”。也就是说，华夏中国的天子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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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，上帝，又称天、帝、天帝、昊天上帝等，早期亦称皇天或皇天上帝，部分文献又称“太一”等。“帝”后来通常用来指帝王、君主、天子。“天”是最通常的说法，又称苍天、上天、上苍、老天、老天爷等，如“苍天在上”、“老天有眼”、“奉天承运”、“天谴”、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、“我的天啊”中的“天”。春秋战国之时，思想进步，人文理性精神勃发，季梁曰：“夫民，神之主也，是以圣王先成民，而后致力于神”。神为人造，民为神主，则上古神秘观念渐消，“上帝”之概念渐由自然之“天”取代，天为道德民意之化身，这构成了后世中国文化信仰的一个基础，而“敬天崇祖”[3]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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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帝可能就是太阳神，就是殷商的最高神祇帝俊。周王在冬至日祭祀上帝，就暗示是祭祀太阳神，因为冬至日那天黑夜最长。商周时期奉祀的日月天神，在《山海经》、楚帛书等文献里都有记载。《海外南经》载：“东海之外，甘水之间，有羲和之国。有女子名日羲和，方浴日于甘渊。羲和者，帝俊之妻，是生十日。”《大荒西经》载：“有女子方浴月，帝俊妻常羲，生月十有二。”这说明帝俊之妻羲和生了十个太阳，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[4]。这个天神帝俊就是太阳和月亮的父亲，也就是日月之神。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的创世神话说：“日月(俊)生……帝(俊)乃为日月之行。”这里也说“日月”是由帝俊产生的，可见帝俊为日月之神的传说，产生的年代非常久远。在商周时期人们的观念里，日月之神就是上帝明神，也是人君的象征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载：“古者先王既有天下，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视之，于是乎有朝日、夕月以教民事君。”韦昭注：“上帝，天也。明神，日月也。”《礼记·杂记下》记录孟献子的话说：“正月日至，可以有事于上帝。”周以十一月为岁首，周历“正月”即夏历十一月。“日至”谓冬至。这是十一月冬至日祭祀“上帝”的事例。郑玄《礼记·郊特牲》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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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“天之神，日为尊。”孔颖达《诗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疏：“日者，太阳之精，至尊之物。”这就是古人把日神视为上帝神明的原因。《后汉书·五行志六》引《日蚀说》云：“日者，太阳之精，人君之象也。”战国时代的《楚帛书》中，言“帝夋乃为日月之行”。郑玄《诗·北风·柏舟》注：“日，君象也。”太阳神是人君的象征，古代君王率领臣民对太阳神顶礼膜拜，自然有利于巩固自己的权威和统治地位。帝俊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最为显赫的人物，他不仅是日月之父，也是至高无上的上帝。黄帝既是神话传说五帝中的“中央天帝”，也成为古史传说中最为显赫的人文始祖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帝俊实乃商朝上帝的人格化。昊天上帝在商朝时称为帝俊，商王认为帝俊是他们的祖先神，是全能之神，所以人民应该接受帝俊的子孙商王的统治，不能有二心，否则就会受到天罚。到西周则干脆就称为天或上帝，周王与商王一样，自称是“天子”，取义为“天之元子”，其目的实际与商王一样。周代商后，帝俊从最高天神坠落为氏族英雄,改变了人类上古宗教一般的发展趋向,造就了独具特点的中华文化。帝俊和东皇太一是上帝的不同表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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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中国上帝观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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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史书中最早出现“上帝”一词的书籍是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。《礼记》里也多次提到上帝。
　　《尚书》：“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惟其克相上帝，宠绥四方。”
　　《尚书·汤誓》：“王曰：“予惟闻汝众言，夏氏有罪，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。”
　　《诗经》：“皇矣上帝，临下有赫，监观四方，求民之莫。”
　　《礼记》：“是月也，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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昊天上帝（来自《尚书》）或皇天上帝（北京故宫供奉的牌匾）是上天、天帝、天父（与“地母”相对）、皇天（与“后土”相对）、老天爷等的正式称谓。上帝在中文的本意为泛指主宰天地宇宙的神，自古就在中文中出现。《通典》记载，周礼设六官，其中以六辂祭祀昊天上帝和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大方位天帝：一曰苍辂，以祀昊天上帝。二曰青辂，以祀东方上帝。三曰朱辂，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。四曰黄辂，以祭地祇、中央上帝。五曰白辂，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。六曰玄辂，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、神州。东方青帝太昊（伏羲氏），南方炎帝（神农氏），中央黄帝（轩辕氏），西方白帝（少昊），北方黑帝（颛顼），为人格化的五位上帝。庄子认为，万事万物本于道，天由道而生。墨子把上帝鬼神看作人类之外的另一种生灵。东汉大儒郑玄声称“上帝者，天之别名”，并有六天一说，认为上帝有六位，即“昊天上帝”加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，五方上帝。宋朝理学派大儒朱熹认为，“天”、“帝”、“道”、“理”都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，心学派陆九渊、王阳明则认为“吾心即宇宙，宇宙即吾心”。早期的上帝，带有浓厚人格神色彩，如《尚书》“商书·伊训第四”中提到：“惟上帝不常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”后期儒家信仰中“上帝”的人格神色彩消亡，仅被视为哲学上的无形无名的“本体”，称为“理”。而人格神的上帝信仰则为道教所继承，发展为道经中的“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尊玉皇上帝”，简称玉皇大帝，但已不再作为至上神（道教信仰，“道”的化身“三清”高于代表“天”的“玉帝”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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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文献记载，虞舜、夏禹时已有昊天上帝，称为“类”。在殷商甲骨文中，昊天上帝是“帝”，或称“上帝”，他是自然和下国的主宰，他的周围还有日、月、风、雨等作为臣工使者。祭祀上帝要杀死或烧死俘虏和牲畜，作为祭品，耗费大量的财富。远古时代祭天，是祈求上天太阳神保佑，以获得农业丰收，人畜兴旺。据《尚书·尧典》、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、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等史书记载，我国夏代以前祭天，是祭太阳祈年的，殷周以来祭天皆用火。《周礼》记有：“祀昊天上帝，以实柴祀日月星辰，以 燎祀司中、司命、观师、雨师”，注：“三祀皆积柴……燔燎而生烟”，《礼记·祭法》：“燔柴于泰山祭天也。”商代的统治者多以“天命自居”，认为自己的地位是上天给予的。《尚书·盘庚》：“先王有服，恪谨天命。”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曰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：“殷人的宗教生活，主要是受祖宗神的支配。他们与天、帝的关系，都是通过自己的祖宗作中介人。”殷人有靠先祖来“宾帝”的观念。所谓的宾帝就是商代的先王在上帝左右，上帝对商王有护佑和惩戒的能力。到了周代，“天”的观念逐渐代替了殷人所说的“上帝”、“帝”。天帝的形象被人格化，周王又有了“天子”的称谓。周王是作为天帝之子在人间统治人民的，他也要象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天帝。祀天就是对天帝的侍奉、享献的仪式。殷周以来，对天帝的称呼也日趋繁化，有：帝、上帝、天、皇天、昊天、皇天上帝、昊天上帝、维皇上帝，等等，指的都是有意志的人格化的神。天本来只有一个，但是到了汉代谶纬之书风行以后，便出现了“六天”之说。据说，天上的紫微宫是天帝之室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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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辰（北极星）名耀魄宝，即为天帝，一名“太一”，是“天神之最尊贵者”。在太微宫中，则有五个星位，即为五方天帝。五帝是“五行精气之神”，人间的帝王和朝代就是五帝轮流所感应而生的，因此也称为“感生帝”，如尧是赤帝所感生，舜是黄帝所感生，禹是白帝所感生，汤是黑帝所感生，周文王是苍帝所感生。帝王祭天当然要祭祀与自己一朝相应的天帝。周代祭天的正祭是每年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。“圜丘祀天”与“方丘祭地”，都在郊外，所以也称为“郊祀”。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，古人认为天圆地方，圆形正是天的形象，圜同圆。祭祀之前，天子与百官都要斋戒并省视献神的牺牲和祭器。祭祀之日，天子率百官清早来到郊外。天子身穿大裘，内着衮服（饰有日月星辰及山、龙等纹饰图案的礼服），头戴前后垂有十二旒的冕，腰间插大圭，手持镇圭，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。这时鼓乐齐鸣，报知天帝降临享祭。接着天子牵着献给天帝的牺牲，把它宰杀。这些牺牲随同玉璧、玉圭、缯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，由天子点燃积柴，让烟火高高地升腾于天，使天帝嗅到气味。这就是燔燎，也叫“禋（yīn）祀”。随后在乐声中迎接“尸”登上圜丘。尸由活人扮饰，作为天帝化身，代表天帝接受祭享。尸就坐，面前陈放着玉璧、鼎、簋等各种盛放祭品的礼器。这时先向尸献牺牲的鲜血，再依次进献五种不同质量的酒，称作五齐。前两次献酒后要进献全牲、大羹（肉汁）、铏羹（加盐的菜汁）等。第四次献酒后，进献黍稷饮食。荐献后，尸用三种酒答谢祭献者，称为酢。饮毕，天子与舞队同舞《云门》之舞，相传那是黄帝时的乐舞。最后，祭祀者还要分享祭祀所用的酒醴，由尸赐福于天子等，称为“嘏”，后世也叫“饮福”。天子还把祭祀用的牲肉赠给宗室臣下，称“赐胙”。后代的祭天礼多依周礼制定，但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尸。秦代祭天的有关资料甚少，只知道有三年一郊之礼。秦以冬十月为岁首，郊祀就在十月举行。汉高祖祭祀天地都由祠官负责。武帝初，行三年一郊之礼，即第一年祭天，第二年祭地，第三年祭五畤（五方帝），每三年轮一遍。成帝建始元年（前32 年）在长安城外昆明故渠之南建圜丘。翌年春正月上辛日（第一个辛日）祭天，同祭五方上帝。这是汉代南郊祭天之始。后汉在洛阳城南建圜丘，坛分上下两层，上层为天地之位，下层分设五帝之位，坛外有两重围墙，叫做“壝（Wéi）”。南北朝时郊祀制度也有一些变革。一是少数民族政权祭天虽采汉制，常有民族传统礼仪掺入。二是梁代南北郊祭天地社稷、宗庙，都不用牺牲，而用果蔬。三是圜丘坛外建造屋宇，作为更衣、憩息之所。旧制全用临时性的帷帐，南齐武帝永明二年（483 年）始用瓦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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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圜丘合祀天地后，要在皇城门楼上举行特赦仪式，赦免囚徒；改日，要到景灵宫祖宗神像前行“恭谢礼”。辽代祭天礼与祭山礼同时举行，在祭祀契丹族先祖所居住的木叶山（今辽宁西北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交汇处）时，设天神、地祇之位。金初每年五月初五、七月十五、九月九日行拜天礼。金世宗大定后才有较完备的南郊圜丘祀天之礼。宋朝在祭祀祀仪上因袭唐朝，“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，以五方帝、日、月、五星以下诸神从祀。又以四郊迎气及土王日专祀五方帝，以五人帝配，五官、三辰、七宿从祀”（《宋史·礼志三》）。宋代祭天也附祭五方帝，黄帝因而在祭天礼中也得到附祭。大德九年（1305），中书省讨论圜丘祭天，主张只按《周礼》祀昊天上帝，取消五方帝附祭。但至大三年（1310）又按唐宋惯例，以五帝从祀。元代英宗至治二年（1322），有旨议南郊祀事，当时有人认为：唐宋以来，坛上神位既设昊天上帝第一等，复有天皇大帝，其五帝与太一、天一等都没有可靠依据。元代文宗至顺以后，官方祭天祀典发生重大变化，即正式废除了对五方帝的祭祀。元初，一度“合祭昊天上帝、皇地、五方帝于南郊”，但皇帝已不亲祀。文宗至顺以后，祭天“惟祀昊天上帝”，又取消了四时郊迎之制，结束了黄帝作为方帝享祀的历史。明太祖即位后，命李善长探究祭天之礼的源流，并斟酌古今之宜，务在适中，定议以闻。李善长研究祭天之礼后说：“国有大事在祀，今当遵古制，分祀天地于南、北郊。岁冬至，皇帝大祀天于南郊，昊天上帝南向，以大明、夜明、星辰、太岁诸神配。方丘在北郊，岁夏至，皇帝大祭地于方泽。”从而进一步简化礼仪，“正祀典，凡天皇、太一、六天、五帝之类，皆为革除。”在早期圜丘郊天仪式中，黄帝处于昊天上帝之下的二陔西南未地。它的地位较为显赫。在祭品供奉上，黄帝与天（地）、始祖各供一犊，而四方帝共供二犊，日月北斗共供一犊。虽然后来，黄帝与其他四帝供品基本趋同，仅仅只有颜色的差异，但这仍然改变不了五帝以黄帝为核心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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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初有蒙古民族的拜天礼。宪宗时曾在日月山拜天，且合祭昊天后土。元世祖忽必烈至元时才在大都（今北京）丽正门东南七里处建祭天台。成宗大德时建圜丘，南郊祀天。明太祖洪武十年（1377 年），改变圜丘礼制，定每年孟春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，建大祀殿，以圜形大屋覆盖祭坛。明成祖迁都北京后，在正阳门南按南京规制营建大祀殿，于永乐十八年（1420 年）建成，合祀天地。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，世宗改变天地合祀制度，在大祀殿之南另建圜丘。清代基本沿袭明制。世祖（顺治）定都北京后即恢复修建正阳门南天坛各种配套建筑，后经乾隆时改修，成为今天所见到的天坛古建筑群。它包括圜丘、大享殿、皇穹宇、皇极殿、斋宫、井亭、宰牲亭等。清人祭天除采用汉制外，还保留了本民族入关前“谒庙”之礼，入关后改称“祭堂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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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间神话信仰和主流文化儒家信仰中的天、上帝、天帝、昊天上帝，在道教神话中演化为玉皇大帝。在道教信仰中，玉皇大帝为天界、神界的皇帝，但他并非道教中的最高神，在民间则被认为是主宰宇宙的至尊天神。在道教神学体系中的玉皇上帝，乃「四御」之一。「四御」为道教天界尊神中辅佐「三清」 的四位天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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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据《史记》和《楚辞》记载,战国秦汉时中国人（特别是贵族）崇拜的最高神是太一(也称泰一、泰皇、太皇、东皇太一)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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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屈原《九歌·东皇太一 》里有：
　　“吉日兮辰良，穆将愉兮上皇。
　　抚长剑兮玉珥，璆锵鸣兮琳琅。
　　瑶席兮玉瑱，盍将把兮琼芳。
　　蕙肴蒸兮兰藉，奠桂酒兮椒浆。
　　扬枹兮拊鼓，疏缓节兮安歌，陈竽瑟兮浩倡。
　　灵偃蹇兮姣服，芳菲菲兮满堂。
　　五音纷兮繁会，君欣欣兮乐康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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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天上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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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称北方真武玄天上帝，也称北极玄天上帝。常被简称为北帝、真武大帝或玄天上帝。其又有玄武大帝、北极大帝、北极佑圣真君、开天大帝、元武神等称；俗称上帝公、上帝爷或帝爷公。其象征北极星，为统理北方之道教大神、统领所有水族（故兼水神），因北方在五色中属于黑色，又称黑帝。玄天上帝亦是明朝镇邦护国之神，明朝官方建了许多玄天上帝庙，并由官方祭祀。北帝据说拥有消灾解困，治水御火及延年益寿的神力，故颇受拥戴。据《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》说，玄天上帝是太上老君第八十二次变化之身，托生于大罗境上无欲天宫，为净乐国王及善胜皇后之子。皇后梦而吞日，觉而怀孕，经一十四月及四百余辰，降诞于王宫。后既长成，遂舍家辞父母，入武当山修道，历42年功成果满，白日升天。玉皇大帝有诏，封为太玄，镇于北方。《佑圣咒》称玄天上帝是“太阴化生，水位之精。虚危上应，龟蛇合形。周行六合，威慑万灵”。因此，北帝属水，当能治水降火，解除水火之患。明代宫内多建真武庙就为祈免水火之灾。北帝消灭龟精蟒妖于脚下的功劳又被元始天尊封其为玄天上帝。而玄天上帝不仅仅统率所有水域的安全，他还是北极星的化身，可指引船只航行于正确方向，不会迷失于海上。北帝肖像图至于玄武一词，原是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的总称。屈原《楚辞》之《远游》篇有句称：“召玄武而奔属”。玄武七宿之形如龟蛇，故注称，“玄武谓龟蛇，位在北方，故曰玄，身有鳞甲，故曰武”。北宋开宝年间，玄武神降于终南山。太平兴国六年（981年）封为翌盛将军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（1014年）加封为翌圣保德真君，后为避圣祖赵玄朗之讳，改玄武为真武。北宋宋真宗、宋徽宗、宋钦宗等屡有加封。玄武七宿之中有斗宿。道教重视斗星崇拜，称“南斗注生，北斗注死”，凡是人从投胎之日起，就从南斗过渡到北斗。人之生命寿夭均由北斗主其事。因此，人祈延生长寿，都要奉祀真武大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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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帝一词首先出现于儒家经典——五经，这五部经书都提到了该词，其中最早的是《尚书》的“虞书·舜典”。除此之外，四书等其他的儒家经典以及各史书中也提到了上帝，有时也称昊天上帝，在古代中国的原初神话和宗教体系中，指的是至上神，字面意思就是“在上的帝王”，意味着“最高的主宰”，也称为“帝”，或者“天”，“太一”。北京天坛祈年殿即为历代君主祭祀上帝之处，内供奉有昊天上帝之神位[8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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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中国古代上帝信仰有两种起源，一是对“天”（天空、宇宙）的崇拜，一是对北极星（北辰、帝星）的崇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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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通典》记载，周礼设六官，其中以六辂祭祀昊天上帝和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大方位天帝：一曰苍辂，以祀昊天上帝。二曰青辂，以祀东方上帝。三曰朱辂，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。四曰黄辂，以祭地祇、中央上帝。五曰白辂，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。六曰玄辂，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、神州。东方青帝太昊（伏羲氏），南方炎帝（神农氏），中央黄帝（轩辕氏），西方白帝（少昊），北方黑帝（颛顼），为人格化的五位上帝。